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张永）
摘要：初创时期的中共党人是一批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五四青年，他们1927年创建的红军一度是世界罕见的高度民主的新型军队。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激发了干部、战士的主动性，使得红军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但民主分权制度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导致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红军领导者毛泽东逐渐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等仍坚持民主分权，1929年春夏红四军爆发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中共中央从全国各级组织的纷争当中、在与托陈派的斗争当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强力支持毛泽东。重回红四军的毛泽东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红军的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关于红军的这段历史，较早的成果是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合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他们的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议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深入分析。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传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披露了许多没有全面公开的史料，但是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年谱和传记一般都做了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时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如肖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不是对红军那段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紧紧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集中力量搜集材料，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力图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氛围的军队，如何在中国当年的残酷落后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不得不发生转变，逐渐走向集权。笔者深信，对这一深层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在力量。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
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近二百万，最大的派系蒋、冯、阎、李、张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但这样的事情最终竟难以置信地发生了，为什么呢？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或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服从上级、服从命令。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
红军中的民主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瞬息间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
（一） 官兵平等
红军初创时期的平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1]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2]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3]
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4]
（二） 士兵委员会
红军民主的重要保证是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各级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按人数比例选举，“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5]
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起来以后的权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杨开明报告中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6]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1929年决定红四军命运的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华回忆到：“我记得，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说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作了战斗部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7]
士兵委员会有时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在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是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师长即使在红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红四师的官兵主要是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陈同生回忆到：“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朱道南回忆到：“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8]
（三） 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党指挥枪”是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当时军队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是红军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中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在当时红军的党组织中有着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级领导机构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红军民主分权的骨干结构。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成立红四军后，6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四军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形式：“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9]
党代表大会是红军中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1928年4-11月红四军刚成立的半年多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在战争期间，会期都比较短，有的代表大会其实更接近于军委扩大会议，但是重大决议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其中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比较详细：“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10]红四军六大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11]
（四）军政分权
红军中虽然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但是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由于具有突出才能和历史威望，常在委员会中占有突出地位。红军中的各级政治主官就是各级党代表，党代表的设置本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已经开始了，但当时各级党代表地位不高，军中权力低于同级军事主官。红军建立初期，由于党代表在红军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信越来越高，逐渐取得与军事主官平等的权力，这为后来红军建立政治委员为首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着手建立国民革命军时期，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模仿苏联红军建立了名义上“军政平等”的党代表制度。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之权能与军队长官同，其所发命令，凡部属人员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12]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多数来源于旧军队，军事长官独裁的传统很深，所以实际上党代表并没有取得平等的权力，军中地位远低于军事长官，常被取笑为“卖膏药的”、“姨太太”。国共分裂之后，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都被驱逐甚至杀害，政治领导制度虽未完全废除，但改称政治干事后，地位就越发下降了。国民党军政工干部周上凡的回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我分配任第11师31旅63团政治指导员（时改称政治干事）。不管是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干事，这里的军官毫不例外地叫我们‘膏药’。有次我碰见一个同学好友李福田（西沅阵亡），他刚刚调来第五十九师当营长，见面互叙离别后，他说：‘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他舌头一舔继续说：‘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带兵官是不难的，或者当个参谋也好啦！这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艺儿！’好友直言关注，使我无限苦闷，什么‘七分政治’，不过是鬼话骗人的把戏。不干不行，一天挨过一天，混日子。”[13]
而在共产党刚刚创建的红军中，却恰好出现相反的趋势，政治干部的地位在艰险斗争中越来越高，陈毅的经历很说明问题。陈毅没赶上南昌起义，追上南下的起义军后，周恩来任命他担任73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带领余部退入山区，当时情况非常艰险，部队濒临溃散。粟裕回忆道：“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14]但在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前，在朱德部队中仍有较多旧军队传统，虽然陈毅作为政治干部的地位显著上升，但仍不足以与朱德比肩，所以陈毅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四军未成立前”，“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15]
1928年4月在红四军成立后，红军中政治领导的影响继续上升，逐渐取得了和军事长官同等的地位，毛泽东和朱德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时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还略占上风。杨开明1929年的报告也特别强调红军党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就会作战，问题也少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代表弱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16]
（五）民主分权的副作用
红军中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分权和集体领导制，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在残酷战争时期也带来不容忽视的弊端甚至危险。陈毅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写到了军中民主带来的副作用：“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士委超出职权的范围”，[17]“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18]红军中政治领导地位上升，与军事长官平等分享军队的领导权，但因为最后决定权不明确，常常引发纷争和决策困难。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这种“结发夫妻”式的军、政平等，“结果是天天要吵嘴”。[19]
集体领导常造成众说纷纭，决策困难，高明的见解也不容易通过，杰出的领导人难以发挥才能，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会场上有时难免垂头丧气；上下级之间的分权使下级有较大发言权，有时会使得决策难以执行，甚至下级批评不得，导致纪律松弛；军政之间平等的分权常会产生政治领导和军事长官之间持续的争论，没有统一的重心，有时甚至会引发军队分成两个派别。
中共早期集中力量创建的海陆丰苏区很快发现了问题，教育程度不足的工农同志运用民主制度问题更多：“实施民主制之观察：自从党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对党之组织上采取民主制，至今已有五个月矣。在这颇短的时间中表现了许多好与坏之现象，好的使工农能对党负责人加以批评、督促，每个同志都能尽量发表意见，党之策略主张能使党员明白。坏的方面，误将事事都要由大家决定，如党下一命令下去，要十个党员干一件事，有六人反对，因而反对命令——以农工同志居多”，“本来民主制是来反对人包办的，不过在事实上各区本有工农分子之常委，打理日常事务时流于散漫，所谓秘书长者代包办一切，无形中代替了从前书记之职员[务]，甚至来支配常委。”[20]
剧烈战争中的决策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专门的军事才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用开会、表决这样民主的方式来指挥战事显然并不合适。1929年7月中旬，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五军进攻安福，彭德怀力陈攻城的困难，“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五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结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重要干部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牺牲，十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21]
上下级之间分权，特别是士兵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时造成下级不服从命令，军官难以执行纪律、管理部队。李志民提到：“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22]龚楚回忆红四军时也谈到：“自军队民主推行以后，红军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的是：连以下干部及士兵对上级发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实执行，甚至发生反抗事件，他们要求上级一切行政措施，甚至军事决策均须以‘民主集权制’由下而上的经过讨论决定，然后再交由上级颁布及监督施行”。[23]
在红四军的实践中，民主分权的种种弊端汇集起来，在1928年引发了著名的“八月失败”，29团全团溃散，红四军损失三分之一，井冈山根据地几乎垮台。虽然事件发生在1928年7、8月间，但其实4月份朱、毛会师不久就露出了端倪。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只有1600人，朱德领导湘南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红军、农军总共有约1万人，这是迅猛壮大红军的重大战略机遇。毛泽东气魄大，本想把红四军一举扩编为三个师，但是由于湘南农军乡土意识太强，而朱德迎合了这种群众意识，毛泽东的宏大计划被否决、极为失望。龚楚回忆到：“红军整编问题，原决定编为三个师”，但“耒阳、郴州两县负责同志均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赤卫队只能打游击，策应主力红军，“将来一有机会即须返回原籍各县游击”。“各县负责人并强调：若前敌委员会强迫改编，则必招致不良后果。毛泽东当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朱德是精兵主义者，他倒同意各县负责人的意见。”“毛泽东虽很不满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编，他乃起来说：这次改编可照各位的意见进行，但各位须要明白，我们是革命者，红四军是现时中国主要革命武装队伍，应以加入红四军为荣，你们部分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作祟，此后必须要纠正。”[24]
后来由于井冈山给养困难和湘南地方干部要求，决定大部分湘南农军返乡打游击，只保留29团。但是回到湘南的农军在严酷环境下无法坚持斗争，很快溃散，事实证明少数派毛泽东是对的。当时担任农军干部的黄克诚后来痛惜地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25]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军委常委是嫌红军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26]
1928年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红四军决定分兵两路拒敌，毛泽东带领31团、32团，朱德带领28团、29团。不料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鼓动下，湘南农军编成29团士兵7月12日召开士兵委员会，竟擅自议决返回湘南，朱德劝阻无效，“毛泽东使专人送信来，他预料到我们必同意杜修经提出的湖南省委的计划，他认为绝不可行，希望我们幸勿冒险，致遭损失。但军中各级军事干部均不以为意，坚决照既定计划准备行动”，[27]最终导致惨重失败。
杨开明报告对整个过程有极为生动的叙述：29团过不惯井冈山艰苦生活，思乡心切，到酃县后“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14号由酃县城开至沔渡（酃县境内到宁冈路），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支虽较少，作战能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军至水口（酃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兵士不大愿去。17号由水口动身，向湘南进发，24号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初胜后败。二十九团系湘南农民，全部溃散。二十八团当时也打坍了，死伤数十，枪支损失六七百枝。大部二十九团的士兵皆回家或散而为匪，小部分（约百余枝）为敌人夺去。这次二十九团要算完全溃散了，只有几十条枪归队的。”[28]事后朱德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为后来的“朱毛之争”埋下了伏笔。
综观上述各种弊病，我们可以看到，在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中，要有效运作来自于西方的民主分权制度，必然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缺少民主制运行所必须的法的精神和法治基础。具体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
一、分权制中各权力机构的权力界限必须清晰，有明确的运作规则——也就是“法”，各权力机构严格依法运作，才不至于产生冲突和失效。本来在红军的规定中，士兵委员会并没有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但在中国传统中，法仅仅约束弱者的，强者向来为所欲为。在“八月失败”事件中，强势的29团士兵委员会越权擅自议决回乡，蔑视书记毛泽东的来信和军长朱德讲话，使得红四军的指挥系统完全陷于瘫痪，最终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二、在法治的体系中，法高于人，即使在特殊时期授权给个别人，以后仍能收回授权。比如二战时期，邱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但战争刚结束，就被英国人民选下台，失去了权力。
很多决策都需要特殊的才能和经验，盲目的集体领导使很多没有资格的外行参与决策，必然导致严重失误。比如在红五军进攻安福问题上，邓乾元为代表的多数否定了杰出将领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结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又比如在红四军整编问题上，朱德和湘南干部缺乏毛泽东那样深远的战略眼光，导致红军丧失了迅猛扩大的极好机会，八千湘南子弟绝大部分回乡溃散，红军又只剩下三、四千人。因此，在这些需要特殊才能和经验的问题上，确实需要授权给拥有特殊才能和经验的人。
但是，由于中国有深厚的人治传统，缺少法治传统，人高于法，一旦授权给个别强力人物，就很难有效监督，更难以收回授权，往往最终走向个人崇拜和独裁。这个问题在红军初期还不严重，但也已经显露出一些迹象，杨开明报告中已经提到：“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29]这一问题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又有很大发展，给近现代中国带来深远巨大的影响。
二、 1929年“朱毛之争”
红四军干部逐渐认识到分权式民主制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开始尝试一些调整，特别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倾向于权力集中和严格管理，但朱德为代表的多数人仍坚持分权和保障民主气氛。两派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再加上一些个人因素的作用，终于在1929年春夏之交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之争”，其结果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
（一） 朱、毛的原则分歧和个人风格差异
1928年4月底朱德率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成立红四军后，两位志向远大的革命家总体合作良好，两支部队也逐渐趋于融合，但是毛泽东和朱德在领导原则和个人风格上都有明显差别，逐渐开始产生分歧，积累矛盾。在原则上，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民主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这同时也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在个人风格上，毛泽东严厉细致，让下属畏惧，有独立见解，对上级不完全服从，生活上有些特殊化；朱德慈祥宽厚，有时粗心大意，对下属宽容，对上级完全服从，生活上和士兵打成一片。
毛泽东能力很强、责任心也很强，较早感觉到分权制的弊端，痛感他的很多好想法由于意见纷杂无法实现，他的出众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认为如果在关键决策上失误就将导致惨重失败，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加上当时能力强的干部少，所以毛泽东也越来越习惯于独断专行。杜修经在报告中就谈到：“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30]朱德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是后来在西欧游学多年，对民主制信仰很深，认为民主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能牺牲民主原则。当时担任29团政委的龚楚在回忆中谈到朱毛的不同：“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31]
在军事上，朱德是红四军中威望最高的领袖，此时文人出身的毛泽东还处于学习军事时期，中共中央当时也认为：“毛在政治上强，军事上朱强。”[32]军队毕竟是要在战场上决生死的，军事能力自然极受推崇，朱德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早在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已经成名，正当壮年（43岁），那些后起的名将如林彪（22岁）、粟裕（22岁）等当时还只是经验很少的毛头小伙子。1928年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之战险象环生，在朱德亲临火线的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杨池生、杨如轩带领的五个团，井冈山转危为安。当1929年2月初军部在圳下村遭突袭朱德失散时，粟裕“觉得像天塌了似的”，[33]可见朱德当时在红四军威望之高。
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擅长写文章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懂军事，从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才开始领导军队，在建军初期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军事上的学徒，也没有带兵打赢过什么真正的硬仗，所以军事上的威望有限。1928年3月周鲁到井冈山误传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只能当师长，毛泽东向指战员承认“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希望大家帮忙，群策群力。[34]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到：“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35] 可见那时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自信。萧克也曾经谈到：毛泽东当时“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多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36]这也是毛泽东与朱德矛盾激化以后，陈毅等许多人倾向于朱德留下，毛泽东离开的重要原因。
朱德长于军事，担负主要军事领导责任，就难免主要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这也是长期职业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毛泽东长于政治，担负主要政治领导责任，当然更多地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这里就产生了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同时也就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具体说，军事观点就是以打仗为中心，对于宣传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工作相对就比较轻视，只要能打胜仗，其他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是勇猛善战的干部、战士，纪律方面有些毛病就不强求了。政治观点则要尽力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就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能够得人心的政策，通过严肃的纪律加以保证，比如不能侵犯农民，这样才能得到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不能侵犯商人，这样才能保证苏区的货物供应；不能侵犯俘虏兵，这样才能瓦解敌军斗志，补充兵员、缴获武器。
毛泽东抓工作很严格也很细致，虽然表面好开玩笑，但实际上性格刚烈强硬，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遭到严厉批评、甚至严重打击，常常让下级感到畏惧。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谈到：“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37]赖毅谈到毛泽东派红军出去做群众工作时的细致和严格：“毛委员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头猪分给群众，留下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事让行动委员会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38]毛泽东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他后来为制订土地政策在寻乌、东塘、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进行的农村调查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精密细致的调查报告至今仍是极有价值的社会史研究资料。
朱德性情宽厚仁慈，爱兵如子，深受下属爱戴，但几乎没人怕他，而朱德领导工作常常大而化之，不够细心，这样军队纪律、甚至军事行动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八月失败”。1932年周恩来在关于红军指挥权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也提到朱德的缺点：“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39]
毛泽东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独尊的倾向，要求下级严格服从，但自己却并不严格服从上级，认为上级不对就不执行。他还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需要别人来适应他，比如喜欢夜晚工作，起床很晚。据胡乔木说，在长征途中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泽东勃然大怒，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40]可见，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从井冈山就开始了，延续了一生，大家都得适应他。从后来“朱毛之争”中朱德对毛泽东特殊化的批评来看，朱德等不少人对这一点是很不满的。而朱德打仗的时候是刚毅的将领，平时与人交往中却很谦虚，对上级严格服从，对下级也很平等，喜欢和战士们一起打球，甚至帮助战士补草鞋，这种朴素博大的人格得到了全军的爱戴。
（二）“吃猪事件”和军委问题引发的争论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为避开湘赣两省敌军的重兵围攻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但是遭到江西敌军的持续追击，处境非常危险，有些矛盾开始显露，朱德旧部28团和毛泽东旧部31团差一点分家。2月上旬，红军在大柏地之战打败追兵。3月以后，国民党内部爆发蒋桂战争，红四军处境显著改善，在闽西击败郭凤鸣，占领长汀，4月又相继占领瑞金、于都、宁都，红军在连战获胜的情况下，军事观点抬头，和毛泽东坚持的政治观点发生冲突，加上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刘安恭的挑动，“朱毛之争”在5、6月间爆发了。
“朱毛之争”的导火索之一是“吃猪事件”，此事大概发生于5月中旬从宁都回瑞金途中。当时在朱、毛身边工作的江华和曾志对此事都有回忆，两人多年以后的回忆在时间地点上都有含混不清之处，但此事引起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冲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见这件事影响不小，当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41]曾志的版本是这样的：“在红四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我和朱军长走在一块。那天傍晚，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我听到军长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第二天早上刚出发，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的猪被红军杀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买卖的猪。毛委员听了汇报后很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晚上，毛委员召开干部会议，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怒斥“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刘安恭“听了毛委员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冲着朱军长。因为朱军长知道此事，却没有制止，也有一些责任。会后，刘安恭在军长面前挑拨离间，说毛委员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42]
刘安恭是奉中央委派，5月上旬在宁都与红四军军部会合的。刘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欧洲加入共产党，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部任参谋，1926年帮助朱德在杨森部从事兵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奉派到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回国。刘安恭是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干部来培养的，由于红四军对中央的信任以及高级干部人才缺乏，他刚刚到达就被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为刚恢复办公的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乡，又有共同的留欧经历，还曾经在杨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天然亲和力，刘安恭和朱德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比较亲近。同时，见多识广的刘安恭也并没有把没留过洋有些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这使他成为“朱毛之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在朱德等的支持下，立即毫不客气地向前委书记毛泽东发起了挑战，在军委会议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实际上架空了前委和毛泽东。萧克回忆到：“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43]在5月底福建永定县湖雷举行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争论正式爆发了。刘安恭、朱德等批评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是“家长制”， 这当然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等人认为，当时工作的重心还是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应取消军委。当时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也没有做出决议，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已经难以继续工作。[44]
红四军一边打仗一边争论，为了吸收更多人参加讨论，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发动反击，正式提出书面意见，并且情绪激烈地提出辞职。毛泽东认为，在军委分权架空前委的情况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批评他的反对者“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然后激烈地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45]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46]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应该是前委书记毛泽东组织召开的，前委不过十多个人，白砂会议扩大到了四十一人。同时，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担任要职并挑起争论、破坏团结的做法，也引起包括陈毅在内的很多干部不满。会议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优势决议撤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当然自动免职，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李任予（后由陈毅）接任。
（三）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
但是白砂会议并未解决问题，红四军中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参加争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同意见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团结。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后，红四军领导人决定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大会能够解决争论、统一思想、实现团结。
在四军“七大”之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了，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等都写了公开信，发表在《前委通讯》上。这四封信中，只有毛泽东的信见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但是根据毛泽东、朱德、陈毅的年谱、传记中公布的资料，他们争论的问题和观点基本上是清楚的。这几封信是由林彪的第一封信引起的，一纵队司令（原28团团长）林彪本是朱德的旧部，但在这次争论中他站在了毛泽东一边，6月8日白砂会议前，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信中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领导。[47]信中也有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现在四军里实在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48]林彪在信中还鼓励毛泽东不要消极辞职，应与不良现象斗争。
林彪的信给困境中的毛泽东“很大的感动”， 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在信中，毛泽东回避了集权、分权问题，重点谈了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冲突，并对朱德等做了一些偏于个人意气的攻击。[49]
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提出了深刻批评，认为：“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50]
但在另外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隐瞒了自己的集权主张，也没敢公开批评极端民主化，这显然是民主气氛高涨情况下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对于针对他的“家长制”的批评，他只是被动地进行了辩解。毛泽东只是说：“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51]
朱德比毛泽东晚一天，在6月15日也写了公开信，表示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认为“此口号——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党的组织最高原则，请看第六次大会的组织决议案（已印发），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修改。至于我个人如稍有不合原则的，即可以铁的组织纪律决绝。”“过去有党代替群众机关直接管理一切的问题。如宁都、永新、遂川游击时，已成通例口号。我们反对此口号，是因为拥护共产党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会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52]
在争论期间，朱德对于毛泽东以个人凌驾于党组织的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漫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53]
刘安恭则把红四军分成两派，认为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为了反对家长制，应该限制毛泽东的权力，进而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54]
红四军各级干部、战士都积极热情地参加到讨论中来。萧克回忆到：“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来进攻”。“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55]
在这场充满民主精神的讨论中，支持朱德的人占了优势。到6月中三打龙岩的时候，前委已经被架空，毛泽东被孤立，被迫退出军事决策圈。江华提到，“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也去参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56]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其实和白砂会议规模差不多，大会匆匆忙忙只开了一天，通过了陈毅主持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57]决议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批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决议也批评林彪的信“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信的内容“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58]
七大决议认为毛泽东、朱德都有错误，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的错误有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朱德的错误也有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决议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的去留，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给“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59]大会选举了陈毅、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士兵代表等13人组成的新前委，陈毅当选新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决议：“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60]
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希望通过调和主义统一思想、促进团结，但并没有实现目的，两派原则上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已经无法再继续共事。毛泽东落选后不愿在前委继续工作，激愤地要求离开红四军，到福建地方工作，准备去苏联留学，支持毛泽东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也随同离开。据曾志回忆：“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61]江华也提到：“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留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62]红四军“七大”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在三十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他还余怒未消地说：“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63]
虽然由于干部战士认识水平和民主素质等条件限制，红四军“七大”没能达到结束争论、加强团结的目的，但它所表现出的民主精神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亲历者萧克多年以后还兴奋地回忆到：“那时侯，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好不好？我看好，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64]
三、中共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和对毛泽东的强力支持
（一）中共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建党初期的中共党员虽然是在中国较早接受民主观念的新青年，他们同样缺少运用民主制的经验。在六大前后，红四军在运用民主制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很多党组织都出现了类似的内部纷争，比较突出的有北方顺直省委的长期纷争、江苏省委的派别活动，甚至还出现了陈独秀领导的托陈派的分裂活动，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共产党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斗争能力，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重视，着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极端民主化。
顺直省委是中共在北方的领导重心，指导范围有好几个省。但是从1927年开始，顺直省委陷入了长期的纷争，特别是工、学矛盾尖锐，以彭述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干部难以合作。国共分裂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提拔工人干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解决顺直省委纷争时，于1927秋到1928年初两次改组顺直省委，大批工人干部提拔上来，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挤，引起彭述之等的强烈不满，双方激烈争斗，甚至出现保南另立省委事件，党的工作在内斗中基本瘫痪。后来中央派高级干部陈潭秋、刘少奇到北方解决顺直省委纷争，都没有成功，直到1928年12月周恩来到天津，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纷争才基本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1928年11月28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顺直省委：“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仰，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65]
1928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组织原则，其中第一条要反对的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其中谈到“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的粉碎，以至于消灭。”[66]
在1929年6-7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极端民主化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7月9日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的不正确观念中，第一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批评“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顾党的秘密存在与严厉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认为在“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提出“最高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应当无疑地执行。在必须的时候下级党部的要（委）员与书记，上级党部可以指派。”[67]共产国际代表给东方书记处的信中也提到：周恩来“在同极端民主化辩论时写道，对党内平等的要求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民主，这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争取群众的手段。”[68]
1929年也是党内托陈反对派活动最为激烈、走向最后决裂的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原则的民主和集中问题，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这种剧烈的内部斗争已经威胁到了党的生存。8月5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陈独秀进而要求“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69]
9月20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会议上，托陈派的彭述之三次发言，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激烈辩论，声称“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压迫群众”的工具。托陈派还积极活动，“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70]托陈派“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抨击中共中央“命令主义”、“一贯的命令主义”。中共中央1929年10月5日反托陈派的决议则认为：“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71]为了维护党的严密组织和战斗能力，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全党的公开信，抨击托陈反对派“积极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72]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五人的党籍，这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与极端民主化斗争中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与中共决裂以后，主张民主化的托陈派无法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绝大多数干部很快被国民党捕获，政治上迅速趋于消亡。
综上可见，中共中央从实践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为了维护党的组织和战斗力，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这种纵览全局的高度是在深山里挣扎奋斗的红四军干部难以达到的，这是中共中央能够指导红四军解决“朱毛之争”的重要前提。
（二）陈毅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当时红四军确实处境艰难，中共中央对红军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成若干小的游击队，以便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中央在4月的指示信中仍要求毛泽东、朱德准备离军，先派重要干部到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代表前委于4月、6月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红军分散，但在中央派出替代军、政领导人的前提下，同意朱、毛离开红四军。红四军“七大”之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承担了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任务。在去上海之前，陈毅专程到蛟洋向毛泽东征询意见，并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是“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73]毛泽东不同意回红四军，所以8月上旬陈毅离开红四军后，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在陈毅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之前，中共中央已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并于8月21日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虽然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红四军并未收到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共中央经过几年实践对于党组织权力结构问题的认识深度。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74]
陈毅经厦门、香港，于8月17日左右达到上海，21日以后才和中央接上关系。陈毅在上海写了五个的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的最后，陈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75]中央对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政治局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决议草案。在上海期间，陈毅把红四军在艰苦奋斗中创造的独特经验提供给中央，同时在与周恩来和李立三的深入讨论中，也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党的全面情况，自我感觉是上了一个学习班，特别是深刻认识到极端民主化已经是对全党的严重威胁，红四军的纷争也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心悦诚服地转变了观点，接受了中央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陈毅执笔起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大大加强了红四军中政治领导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对红四军乃至整个红军政治委员集权体制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影响。
指示信明确提出红军应集中权力：“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76]
关于红四军中部分人针对毛泽东的“家长制”批评，指示信明确支持毛泽东：“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77]
对于红四军通过自下而上的党代表大会解决争论的民主传统，指示信提出了严厉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78]
指示信要求立即建立强化政治领导的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79]并且明确指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80]。虽然指示信对朱毛两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81]但是毫无疑问，指示信的主旨是在“朱毛之争”中强力支持了毛泽东，要求在红四军建立权力集中的政治领导，并明确指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身份成为政治领导的核心。
四、古田会议与政委权力的上升——红军中的权力集中趋势
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红军，不久取代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也去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明显削弱了。代理前委书记的朱德领导作风很民主，但是由于当时红军还是一支创建不久的农民队伍，干部战士各方面素质都很有限，甚至相当多的人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缺乏组织的民主却使红军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之中。
9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攻占上杭，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红四军“八大”在缺乏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后来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的
熊寿祺在193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八次大会前后，前委为了请调工作问题（当时很多同志请调工作），常常讨论几个钟头，无法解决。每次开会都要各纵队负责同志到了才能解决问题。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了，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说些调和话。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开会。当时有许多同志说，前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总之，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有丝毫意见，结果选出来的八届前委，又是同从前一样，而且更甚的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对政治分析也是大家来缓议，各级同志又没有报看，哪里议得出！在上杭时天天为调人调枪争论。这样极端民主化的领导，一直到陈毅同志回来之后得着中央指示，才改变了一大半。”[82]
在红四军“八大”之前，毛泽东曾收到开会通知，但高傲的毛泽东在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拒绝到会，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命令毛泽东必须到会，正患严重疟疾的毛泽东服从了命令，坐担架赶到上杭，但到达时大会已经结束。“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83]毛泽东这次病的确实很沉重，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黄琳（即江华）8月29日给福建省委的信，毛泽东感染疟疾后，“因无西药医治，延长到（以）今更为沉重。毛同志已带数名同志伏在山中休养。他的身体经过数年军队的艰难跋涉，弱及不胜风飘，须要长期休养。而休养时没有西药医治，真急得我们束手无策。”[84]共产国际刊物甚至误信传闻，发表了毛泽东的死讯。10月18日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85]
10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南下出击东江，半路正好遇到从上海回来的陈毅，朱德、陈毅连夜召开了前委会，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前委致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10月31日，红四军在广东梅州遭遇严重挫折，撤回福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逐渐好转，11月26日在福建长汀与红四军汇合。11月28日，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准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指示达成了共识。当日毛泽东心情愉快地致信党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86]
为了“九大”能够取得成功，前委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准备工作，12月上旬在连城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等每天召集调查会，调查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据吴仁声回忆：“参加调查会的，有各纵队、大队、大队政委，连队支部书记和士兵。每次到会十余人，在一间民房的小厅里开会。”毛泽东“要求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所见所闻的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当时军队风气民主，官兵们“大胆发言，知啥说啥；说到好笑处，就哄堂大笑，无拘无束。记得罗荣桓和赖传珠同志反映的情况最多。罗荣桓同志平日很留心部队官兵的思想情况，经常作详细的笔记。调查会上，侃侃而谈。”[87]
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军12月中旬转移到上杭古田。刚到古田，毛泽东就招集各级党代表召开了红四军“九大”的准备会。据赖传珠回忆：“开到古田的后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的党代表”。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在毛党代表的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觉到就象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88]熊寿祺也谈到：“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到大会的。”“这样一来，九次大会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线，绝不像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89]
由于中央的指示信和长达近一个月细致的准备，红四军中关于重要问题已经基本统一了认识，接受了中央的指示，所以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实质性的工作在会议召开前已经完成，古田会议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可，所以只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古田会议决议案涉及了很多方面，但中心内容是关于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这部分内容也是列在决议的最前面：第一，红军权力应该集中；第二，权力应该集中于政治领导。
第一，红军应集中权力，决议是通过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来阐述的。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90]
第二，权力应集中于政治领导，也就是各级政治委员，是“党指挥枪”，不是党和枪平行，更不是枪指挥党。关于这一点，决议是通过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来阐述的。决议严厉地批评“军事领导政治”的倾向，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强调“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批评某些军事领导：“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91] 在决议的最后，规定了“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92]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
重新当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1930年1月6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十二月一个月前委的工作”是“（一）召集九次大会接受中央的指示”，“（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倾向”，毛泽东欣慰地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于今后的斗争，却建立了基础。”[93]中共中央在2月1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谈到：“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94]
值得注意的是，古田会议除了集中权力的方面外，还有一个分散权力的方面，这就是为了保护普通士兵人身权力的“废止肉刑”。或者说，决议一方面在高层加强了政治领导的集中权力，同时在底层强化的士兵的基本权力，从而压缩了中层干部的权力空间，改变了以往中层干部对上可以抗拒领导，对下可以打骂士兵的权力过大现象。中层干部的权力过大是造成部队组织松散的主要方面，普通士兵的的权力保障加强了士兵对红军的忠诚，加强了红军的凝聚力，士兵能够对军官起到监督作用，所以红军中屡有叛变的干部，但是一般都无法拉走军队。另一方面，在保障士兵人身权利的同时，士兵可能干预决策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却逐渐缩小，后来被中共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95]
古田会议是红军中政治委员制度确立的关键一步，据当年在红军中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龚楚回忆：“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均须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战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96]从古田会议开始，政治委员的地位越来越高，到后来拥有了凌驾领导集体的“最后决定权”。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初创军队时期，来不及改造国民党军队的传统，缺乏严密组织和精神力量，这样的军队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之下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潮汕溃败几乎是必然的。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余部的改造才是红军——这一新式军队诞生的关键，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叶镛等红军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红军建立了宏大的政治理想，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民主气氛中干部、战士焕发了主动精神，被塑造成有信仰、有尊严的革命者，以党代表、党委、党支部为主体的政工制度则是红军的真正灵魂，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在极端险恶的斗争生存下来，并抓住有利时机迅猛地发展壮大。
但是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在严酷的斗争中也暴露出决策困难、迎合群众落后意识等弊端，并造成了严重损失，到1929年红四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等在红军的建军原则上发生重大分歧，毛泽东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坚持高度民主，在红四军七大的民主讨论中，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离开红军。同一时期中共各级组织中普遍发生了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常常造成组织的瘫痪甚至分裂，以周恩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朱毛之争”中支持了毛泽东，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是红军走向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关键一步，而政治委员制度的贯彻意味着权力逐步集中于政治领导人，“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这种体制之下大大强化了。1930年以后，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这一权力集中于政治领导人的趋势不断加强，甚至不得不经过残酷的代价高昂的肃反，才终于把红军打造成一支高度集中统一、具有铁的纪律的、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一时期形成的上级服从下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等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
然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却给建国后的和平年代埋下了隐患。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的平衡应随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偏于集中是险恶环境中必需的；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过度集中就不适应了，最终导致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偏于集中的传统，但民主机制也始终发挥着作用，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甚至发挥着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这特别体现在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充满民主气氛的会议都撤换了不称职的领导人，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领导集体，新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困境，开辟出崭新的大发展期。
1927至1949年的革命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已经有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大学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二十多万增加到2013年的七百万，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已经发生不可逆的深刻变化。自从邓小平建立起最高领导人退休机制以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实现规律性平稳交接，长期受严酷环境压抑的党内民主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民主与集中复杂关系的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培育现代政治文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提供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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